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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增补版·第7部（新版）》作者：当年明月

第一章二次摊牌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烽火再起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蒙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参考消息】

内藤如安

小西飞，其实不叫小西飞。其父因为是内藤家的上门女婿，所以他也就随母姓叫做内藤忠俊，基督教徒，教名Joan。为了好记，起了个音译名叫如安（じょあん）。跟了小西行长之后，官位为飞守，从五位，人称“小西飞守如安”。到了京城之后，由于当时的礼部把翻译官送来的称谓断错了句，是以成了史书上的“小西飞”。甚至连朝鲜也受到影响，一度将非姓亦非名的称呼写进了史书。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做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拣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参考消息】

军备羸弱的朝鲜

朝鲜李氏从未考虑过自己练兵防倭。近年来，从李氏王族的家庭纠纷到平叛剿匪搞政变，全是明朝出钱出力。朝鲜百姓“民不知兵二百余年矣！”举国军人仅数万，还包括宫廷禁卫和大君、各贵族府内数量极多的专属护卫。每次明朝派兵，所费不少，历代皇帝对此都很伤脑筋。于是万历在战争结束之后，下令在朝官兵先在国外待一段时间，帮朝鲜征兵训练，把军备搞上去，并令其小事尽量自己处理。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著，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现在正是下黑手的时候。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著，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以表扬。

【参考消息】

日本关原之战

万历二十八年、日本庆长五年，德川家康以征讨石田三成为名义向丰臣家发起最后的冲击。关原之战德川家康的胜利，使他成功地从名义上及实际上取代了丰臣氏，成为日本的话事人，也奠定了德川幕府接下来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统治。身为丰臣秀吉亲戚的加藤清正，站在德川家康的队列中冲垮了丰臣氏的阵营，也成功洗退了在朝鲜杀平民、冒领军功的污点，作为正直的忠良重臣被后代仰望着。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的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儿，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参考消息】

李宗城逃跑

根据当时的相关资料，大抵是李宗城抵达日本后喝酒喝多了，跟一日本女子调情。接下来的故事就分了两种，第一种说法中，这名日本女子是某岛主之妻，或是某大名之爱妾，李宗城的调情引发了该女丈夫的仇恨，拔刀欲砍；第二种说法是，那名女子系日方派来服侍他的枕席女子，趁李宗城眼花耳热之时盗走了他的使节文符。总之不管是怕死，还是丢了文符，李宗城到底漂洋过海地给大明丢了把脸，从而引发了整个朝廷对他的怒火。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仅有的知情者，也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这么办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参考消息】

漂洋过海的朱程理学

嘉靖末年及后来的隆宗以后，日本在仰慕唐文化（中国文化在日本统称为唐文化）的德川家康治理下，运用教条性极重的理学思想对日本国民进行了忠君教育。这种理学教育一直维持到明治年间。清甲午之后，理学控民的思想被日本统治者改为愚忠的军国主义信仰教育。这才出现了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明代的日本尚没有那么教条化，还懂得打不过就跑的圆滑变通，是以才做了倭寇，上岸抢劫。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参考消息】

大明赐日本本光寺禅师

相对于丰臣秀吉的极端排斥，作为亲信的和尚玄苏在完成了翻译的使命——宣读完大明诏书之后作出了一个与丰臣秀吉完全相反的举动：承认大明诏书对自己的册封，公开署名“大明赐日本本光寺禅师”，视此次封赏为相当的荣耀。其实对大明此次册封有所不满的，说起来人数还是较少的，绝大多数受封的日本官员还都接受了官服敕令，并在重大节日、祭奠等场合穿上了大明所赐的官服。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账。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了，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的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在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地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参考消息】

陛下说话不作数

尽管石星此时的罪名中有部分是上疏时得到过万历的首肯和批示的，但万历皇帝本身并没有君无戏言的觉悟。“上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喝了就撒酒疯，而撤回旨意这种事儿更是时有发生。相传他身边的太监腿脚都非常利索，随便跑个几里路跟吃饭那么简单。“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连外廷都无人不知。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千山鸟飞绝”的一代官场。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王京，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

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王京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备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疏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没。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为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儿，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第二次朝鲜战争局势

★书内地图中日期皆为阴历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没有再逃下去——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数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几万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参考消息】

侵朝的收获——陶文化

日本的这次侵朝战争，经侵朝、议和、再侵朝、战败之前后长达七年的历程，给朝鲜的国土物资带来严重的伤害，也在朝鲜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疤。而日本由于补给线过长、物质资源匮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唯一得到的好处，该算是掳掠了不少朝鲜百姓，而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事制陶工作的，从而使日本摆脱了旧陶土工艺的制约，飞速发展。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订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形，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待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形阵形，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现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高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模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战争的结局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儿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已经确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让他们挺了过去。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作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作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棵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作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利，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吗就干吗。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账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作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休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次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参考消息】

一二三四五，朝鲜打老虎

这次征朝的战败，让丰臣秀吉在日本国内的威信一落千丈，从日本皇室到部下臣僚都认为他选择的侵朝时机不对，而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不满。在巨大的压力下，原本就身体衰弱、连续尿炕的丰臣秀吉，终于连吃老虎肉（丰臣秀吉开始尿炕之后，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老化严重，听人说吃什么补什么，于是下令在朝部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贡给他吃）也撑不住，死在了病榻上。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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